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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精彩:清明.拜谒-古村古镇寻访三贤迹

[日期:2008年04月04日] 来源:中国艺术家网  作者:未知 [字体: ]
   传统节日是传承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清明将至,缅怀先贤。我们这个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城市有很多历史文化名人,但由于诸多原因,保留下来的先贤遗址、故居和纪念碑的并不多。我们特约三位作者,在清明节 前拜谒了位于尖草坪区的窦大夫祠和中华傅山园,小店区的狄仁杰故里以及晋源区的豫让桥、刘大鹏先生的故居、杨二酉的读书阁,让我们跟随他们的文章,一起追忆历史、缅怀先贤。

    一、忠义源头豫让桥

    从火车站坐308路公交车,西行南折便驶上了旧晋祠公路,40多分钟后车到赤桥站。下车西望,浓荫覆盖的村庄即是古村赤桥。由村东口入主街“官道”,不远处便是一株树围5.6米的唐代老槐,铁箍箍着龙钟的树干,而树冠却绿荫蔽日。古槐东侧有座两丈多宽的石桥,智伯渠从桥下南北向穿过,树西有一座古祠。这就是著名的豫让槐、豫让桥、豫让祠。

    豫让是春秋末期晋国智伯的家臣。当时晋国内部六卿分疆裂土,经一番相互倾轧后,只剩了智、韩、赵、魏四卿。其中智伯的势力最大,蛮横地向三卿索要土地。韩、魏二氏惧怕智伯的势力,割让出了土地,只有赵襄子严词拒绝。智伯恼羞成怒,纠集韩、魏组成联军,攻打赵氏领地晋阳。谁料晋阳城固若金汤,久攻不下,智伯遂截汾晋二河之水,水灌晋阳城,城中居民“巢居而处,悬釜而炊”。眼看着撑不下去了。这时,赵襄子派员潜出城外,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说服韩、魏反击智伯。于是三家破堤决水反攻智伯,智伯大败被杀,赵襄子把智伯的头颅做成饮酒器,并诛杀智氏全族。

    豫让闻听这个消息后,悲泣着说:“士为知己者死,我受智伯厚恩,何能偷生于世。”决心为故主报仇,他改名换姓,扮做奴隶,混入晋阳城宫厕,谋刺赵襄子,行刺不成反被捉住。赵襄子念他为主报仇,是个义士,放了他。豫让复仇之心不死,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把容貌变得谁也认不出。他打听到赵襄子近期出行的路线,就怀揣利剑埋伏到眼前这座石桥下。谁料赵襄子行经此处时,马忽惊跳,命人搜索,从桥下捉出豫让。责问他:“你当初是范氏中行氏的臣子,范中行皆被智伯所灭,你没为他们报仇,反而投靠智伯。今智氏已亡,为什么要替他报酬呢?”豫让答道:“范中行以普通人待我,我也以普通人报之;而智伯是以国士待我,我也应当以国士之义报答他。”赵襄子听后直点头,豫让又对赵襄子说:“忠臣不忧身之亡,明君不掩人之义,请你把衣服让我砍几剑,我就虽死无憾了。”赵襄子成全了他,把自己的锦袍脱下给他,豫让拔剑把锦袍砍了三剑,高喊:“我可以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于九泉之下了。”遂自刎而死。

    豫让这忠贞不二,知恩图报,成为后世为臣子的榜样,影响十分深远。被认为中国“忠义”之风,是以豫让为发端的。

    今豫让槐下的豫让祠里塑着豫让像,祠壁上有“古豫让桥”石碑,是清代书法家刘丽中先生的真迹。还有诗碑一块,上镌清代太原县令殷峄的诗:“卧波鸿影欲惊鸥,此地曾闻手扌甚仇。山雨往来时涨涸,岸花开落自春秋。智家鼎已三分裂,国士恩凭一剑酬。返照石栏如有字,二心臣子莫经由。”

    如今,此槐、此桥、此祠、此碑默默地向游人诉说着豫让舍生取义的故事。

  二、清代民居先贤宅

    从豫让桥顺大街往西略走数十步,路南有一民宅,街门北向,门额上高悬着“父子登科”金匾。这就是清末民国时期的晋阳名士刘大鹏先生的故居。

    大鹏先生集教育家、史志专家、优秀文学家、爱国志士、社会活动家、文物古迹保护功臣于一身,乡望卓著。他生于1857年(清代咸丰七年),于1894年考中举人。1908年,清廷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各省成立“咨议局”时,就被太原县推选为山西省咨议局议员。进入民国以后,他担任过太原县议会议长、省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县商会特别会董、县保存古迹古物委员会特别委员等社会职务。

    国家命运,民生疾苦,大鹏先生紧系心头。清廷腐败,列强入侵,他著文进行强烈的谴责。民国时期军阀混战,贪官污吏横行,层层税赋和名目繁多的摊派,压得老百姓直不起腰来。纸币滥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忧愤在胸,常发出强烈的声音。曾呈文国民山西省政府,要求限制政府经费,呼吁禁止乱摊派,恢复早已被百姓认可的征粮成法。甚至直接上书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痛陈现实,为民请愿。促使南京政府转饬山西省政府,下令豁免苛捐杂税,全省百姓拍手称快。大鹏先生十分热心公益事业,他排除种种阻力,主持了民国时期对晋祠风景区最大的一次维修和增建。他不顾76岁高龄,三次爬上天龙山,调查掌握了天龙山住寺劣僧勾结窃贼,盗凿石窟佛像,把珍贵的文物卖往国外的证据,把劣僧驱逐出境。他修桥补路,兴办水利,调解纠纷,被人称为“急公好义,遗爱在民”。

    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勤奋笔耕,创作了等身著作。他在繁忙的杂务之余,历十余个寒暑,编纂了130余万字的《晋祠志》。该志内容丰富,编入了有关晋祠的山水、寺宇、艺文、金石、人物、故事、传说等,几乎收集了历代有关晋祠的全部文献,还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所有实物,为后人研究、整理、修复晋祠古迹提供了参考和依据。他从1891年起,到1942年逝世前五天,坚持记日记,集成《退想斋日记》。这是清末至民国中期半个世纪的历史记录,是民情风俗画卷,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是研究那个历史时段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刘大鹏先生的故居是一座四合院民宅,现为他的后人居住。其正房的西面三间,仍是当年原物,是先生的书房兼卧室,正面墙上悬挂着先生的大幅画像。在这儿,和先生后人攀谈攀谈,缅怀先生功绩,便更增加对先生的敬仰之情。

  三、登临层阁忆杨公

    由刘大鹏先生故居再顺村街西行,到著名古刹兴化洞礼佛后,折而南行,出村即见一条沙河,河南岸已是晋祠镇,约一里之遥。路经名扬天下的晋祠门口而不入,再前行二三百米已是晋祠南堡街,路西有一座很特别的建筑:下面是六孔窑洞,洞上又建着敞亮的四大间瓦房,形成二层楼阁。这就是清代被台湾人民立碑颂德的巡察台湾御史杨二酉的读书阁。

    杨二酉生于1705年(清康熙四十四年),于1733年考中进士,并在翰林院供职。乾隆皇帝登基后,很赞识杨二酉的才华,曾一年六次迁任要职。乾隆皇帝钦定他为巡察台湾御史兼理学政,于1739年渡海赴台履任,在台湾工作的两年期间政绩赫赫。当时的台湾封闭而荒凉,民生贫困,他为保护移民垦荒、减轻人民负担、巩固边疆海防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对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台湾移民大都来自福建和广东,因当时台湾是福建省的一个府郡,福建籍人就以地主自居,怕广东籍学子挤占“学额”,不准他们报名参加考试,这就等于剥夺了这部分学子科举仕进的权利。为此,两省之人矛盾很深,常引发流血械斗。杨二酉到任后,请示朝廷“闽粤一体”一律编入台湾户籍,并申请增加了科考名额,于是“台民大悦”。增进了社会安定团结。当时,台湾的学子要想深造,还得渡过海峡到福州的“鳌峰书院”求学,不但加重了学子的经济负担,还有坐船渡海的风浪之险,许多人因此而放弃学业。杨二酉多方筹措资金,在台南修复扩建了废弃的海东书院,使台湾的学子能就近读书深造。为此,台湾人民尊称他为“杨夫子”,并镌刻了一块《学宪杨公兴行海东书院碑记》。此碑经260来年的风雨,至今仍十分完好地矗立在台湾省台南市碑林。

    杨二酉在台湾任职期满后回京,仍以御史供职朝廷,他向皇上奏陈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奏疏。后来因为参奏闽浙总督那苏图,浙江巡抚常安克扣军饷,贪污肥私,受到二人诬陷,被朝廷“夺职”,“原品休致”,于47岁时回到故乡晋祠,直到1780年去世也没离开过这里。

    杨二酉读书阁原是他故居的一部分,当时的故居有南北两处院子。杨二酉由京回来后,在此侍奉父母,翻阅经史,养花写字,督导儿子们课读。还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协助地方当局,重建了巍峨宏丽的唐叔虞祠、文昌阁等多处建筑;被视为国宝的唐太宗李世民书写的《晋祠之铭并序》碑,经千余年风雨剥蚀已经残破,下部字迹难辨,他照原样复制了一块,与原碑并立于“贞观宝翰”亭中。还创作了大量诗、记、赞、赋,书写了“水镜台”等匾额,使晋祠山水大为增色。该处还来过大人物,如乾隆时的内阁重臣,刑部尚书刘统勋就到此看望过杨二酉。登临此阁,当发出许多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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