惹了祸的“局长日记”

　  文字狱中的

    “惹祸日记”

    虚构人物温斯顿·史密斯因为在“1984年”写日记而犯了“思想罪”，而在18世纪的中国，有个学者因为日记中的一些持异见的文字而犯了与温斯顿一样的罪——“思想罪”。清雍正十年（1732年），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吕留良，在死后49年时因受“曾静反清案”的牵连，被雍正帝钦定为“大逆”罪名，惨遭开棺戮尸枭示之刑，其子孙、亲戚、弟子广受株连，从而铸成清代震惊全国的文字冤狱。使吕留良获罪的一个原因是他著作、日记和书信中的反清思想，而他在日记中多有“谤议及于皇考”的言论，因此被定为“思想罪”。

    还是雍正帝，还是因为日记，那段时间还出了个“查嗣庭案”。雍正四年，查嗣庭典试江西，因试题为“维民所止”而被人告发，有人说，这四个字意在割取“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帝为罗织其罪名，还派人去抄家，专门搜查其日记，他称：“所出题目，显露其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浇薄乖张，平日必有纪载。派人搜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得日记二本。”不凑巧的是，查嗣庭在日记中所记，虽都是些鸡毛蒜皮的日常琐事，却与皇帝扯上了关系。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记有皇帝驾崩，但数日后他又写自己“患腹泻，狼狈不堪”；还写有“雨中飞蝗蔽天”等自然灾害。于是，联想力丰富的雍正帝把这些话当证据，称“其日记所载，狂妄悖逆之语”。查嗣庭的结局可想而知。

　　特殊年代的

    “惹祸日记”

    日记是不能乱写的，特别是在某些特殊年代，吕留良和查嗣庭两位文化人以自身遭遇告诉我们，在很多时候，一些内容“敏感”的日记如果被不怀好意的旁人看到的话，其主人的命运将在瞬间发生改变。《顾准日记》一书的序言中如此写道：“这不是一本‘好看’的书，因为它本来不是让别人看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真的被人看到，那对作者来说，只能是‘罪上加罪’。但是，它却是一个时代的实录，一个受难的灵魂的实录。”对熟悉历史和顾准其人的读者来说，这话说得很到位。事实上，还有人因为怕惹祸上身而把别人的日记给烧了。吴宓生前很重视日记的价值，“文革”早期，当他得知托一名同事保存的1949年和1950年的两册日记，因其怕惹祸而擅自焚毁的消息时，十分痛心，在1967年2月8日中的日记中叹息：“至为可惜”、“悔之晚矣”！

    吴宓这名同事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有时候日记里的文本内容会被再次“阐释”，“小学生”黄帅的日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黄帅反对“师道尊严”的日记和来信，并加长篇编者按语。其实，日记记的不过是师生之间的一些日常冲突，但在那个政治亢奋的年代里却被别有用心的人看中，报刊、电台一载再载。一时间，黄帅成了小学生“反潮流”的好榜样。

　　八卦味十足的

    “惹祸日记”　

    其实呢，很多著名的“惹祸日记”并非总是与政治和宏大叙事有关，一些深入人心的“惹祸日记”是出在文艺界和八卦界的。比如，2004年4月，饶颖披露了她与赵忠祥长达7年的感情纠葛，令赵老师保持了数十年的忠厚形象一夜间土崩瓦解。而在2006年11月，某网站登出“饶颖日记”，文中详细描写了饶颖和赵忠祥从见面到“出事”的过程，内容劲爆，堪比如今的“局长日记”。再比如，美国影星玛丽莲·梦露之死一直是个迷，几年前，史学家看到了一些FBI解密文件，解读后称梦露之死可能与她的一本“秘密日记本”有关。这本日记本记下了梦露与肯尼迪兄弟俩的大多数“枕边谈话”，而这些谈话内容很有可能传到美国“敌人”的耳朵中。

    大诗人徐志摩绝对是中国男人羡慕的男人之一——才华横溢的他自有佳人相伴，而且连死后留下的日记也被3个女人争抢。1931年，徐志摩搭机罹难，遗留的书信日记，曾引起3个女人——妻子陆小曼、初恋情人林徽因，以及他引为红颜知己的凌叔华——的争夺。如此场面，着实可以用他的同行海子在《日记》一诗中所感叹的那样来形容——“这是唯一的, 最后的，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