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与民间歌谣

    湖北黄梅的采茶调被灾民(不独灾民)带到安徽安庆一带，之所以最终使黄梅戏在这块土地上诞生，正是得力于这一带已具备了的良好的文学传统。其所称的“文学传统”，概而言之，即指曾流行于民间的时调歌谣。

　　假如我们可以把“近代”农业文明和“近代”安徽社会所给予黄梅戏的哺育，看作是一种宏观环境的包容的话，那么，我们也一定不会排斥“近代”民间歌谣也曾给予黄梅戏以具体的基因性塑造的提法。它是黄梅戏由更多属于一种音乐形式的采茶调，一跃而为作为戏剧形式为主的黄梅戏的必不可少的文学姻媾。这也是黄梅 (采茶)调来到安徽的又一幸运。

　　安徽安庆及沿江一带，一直是民间歌谣尤其是叙事歌咏十分繁盛的地方。早在汉代就出现了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其与稍后出现的《木兰诗》共同被誉为我国乐府民歌的“南北双璧”。诗中所述“庐江府”即今安庆治下潜山县一带。它的出现，一直给予当地人民诗的哺育和民歌陶冶，使得借歌咏叙事、抒发情感成了这一带人们的一种天性习惯。为以后包括“桐城歌”在内的明清民歌时调在这一带甚至更大范围内兴盛发达埋下了遥远的伏笔，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基础。据调查，时至今日，安庆怀宁及潜山一带仍将“折磨媳的婆婆喊作‘焦八叉’”即“焦母”，“将受折磨的媳妇叫作‘苦枝子’”即“刘兰芝”，“将懦弱无能的老好人称为‘焦二’”即“焦仲卿”，“将趋炎附势的人称为‘刘大’”即“刘兄”，“将能干要强的小姑娘称为‘能小姑’”即“焦妹”……这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昭示了《孔雀东南飞》作为民歌给予当地及周围人们长达2000年的文化心理及日常行为的深刻影响。若从语音学角度看，“焦母”之“焦”与安庆方言“搅”近似，“兰芝”之“兰”与“难”同音。安庆人常把不通融他人、无理取闹谓之“搅”，将受到损害、无所适从谓之“难”。由此可见，《孔雀东南飞》实质上也可说是安庆地区乡土文化的产物，其影响应该说是双向的。此外，刘兰芝除是一个殉情者之外，还是一个“善织者”形象，焦母让她“三日断五匹”，她发出了“君家妇难为”的哀愁。这里“难”既有“难为”“君家妇”的总体之“难”，亦有“三日断五匹”的织作之“难”。故“兰芝”亦可能有“难织”之意。我们注意到，在黄梅戏的传统剧目中也时常可见“善织者”形象，如《补背褡》中“绣荷包、绣手巾、绣乌云”的小旦，《纺棉纱》中“一天纺四两，两天纺半斤”的蔡氏女以及众所周知的《天仙配》中的七仙姬，她们都或多或少加入了“善织者”形象系列。尤以七仙姬最为典型，其“一夜之中织成十匹锦绢”与刘兰芝的“三日断五匹”似有某种内在联系；而傅员外以“糊涂乱丝”刁难，似又与焦母的“大人故嫌迟”有着某种精神同构。这里，我们并不想说明《孔雀东南飞》对《天仙配》有着什么具体影响，而是想藉此证实一种民间文学现象在一地的出现，对当地后世文学艺术形态的隐形塑造。尽管《孔雀东南飞》产生的年代距黄梅戏的兴起横亘着近2000年的历史长河，但它的影响却未因时代的久远而消弭。在我们探讨“近代”民间歌谣对黄梅戏的影响的时候，不应忘记它的存在。谁又可以断定，明清之际，安庆及其长江中下游一带民歌时调的繁盛，就不曾有《孔雀东南飞》的遥远观照?至少，由《孔雀东南飞》所建立的叙事抒情传统，对黄梅(采茶)调最终完成向黄梅戏的过渡是可能产生某种潜在影响的。我们知道，中国戏曲就其本质而言，是叙事与抒情兼容的，且在一定意义上，叙事成分还应当有所偏重。正所谓“以歌舞演故事”。这里，“歌舞”(抒情载体)只是“演故事”(叙事本体)的手段而已。在特定情况下，叙事地位的确立与否，是判定音乐与戏剧的一个重要标识。黄梅(采茶)调的早期情形是较少叙事成分的。例如：“正月里来到采茶，梅花儿开，梅花儿开得锦绣花儿开，望我的郎儿回。”再例如：“送郎送到菱角塘，菱角开花白洋洋，十指尖尖摘菱角，摘个菱角我郎尝。”这里，无论是“采茶”还是“摘菱”都更多地体现了抒情意味，个中几乎找不到任何故事性因素，因而是缺乏叙事功能的。然而，就是这样的歌唱形式，一旦到了安徽沿江一带，便生成了作为戏剧形式的黄梅戏，这或许就是有着《孔雀东南飞》传统的安庆地区人民久已形成的“将抒情融于叙事”的心理(或称“集体无意识原型”)使然。在探讨“近代”民间歌谣于安庆沿江一带参与对黄梅戏的品格塑造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这久远的存在。它对该地区人们的心理必然给予潜意识“遥控”。我们在“近代”安徽民谣中就看到了这样一首《织布谣》，其云：“织布，织布，布机叽叽咕咕。织布，织布，织女辛辛苦苦。织出几丈白布，换了三升粗谷；暂时饱了肚子，自己穿着破裤。”这里，我们除了可以见出自《孔雀东南飞》的遥远“织作”“情结”外，也能见出其明显的叙事与抒情相兼的风格。其向我们传送了由“织布”到卖布“换谷”，又由“谷”虽“饱了肚子”，却不能蔽体，让织布人身着“破裤”的完整事件流程，从而揭露了织布人反倒无衣穿的不公正现实。由此，我们不是也看到了《孔雀东南飞》的精神折光吗?之所以花如此篇幅来探讨本不属于“近代”范畴的《孔雀东南飞》，其实就是想呈示一下这种作为一种深层积淀，一种久远“情结”，一种地域文化心理状态所可能的以“近代”民间歌谣形式给予黄梅戏的滋养与烛照。